林砚站在老城区胡同口，手里攥着那张泛黄的遗嘱，指尖被纸边磨得有些发疼。
胡同深处，“拾遗斋”的木牌斜斜挂在门楣上，红漆剥落，露出底下深褐色的木纹，像一位垂暮老人脸上的皱纹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一股混合着霉味、木屑和旧布料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这是她第一次踏入素未谋面的姨婆留下的工作室。
屋顶有几处明显的漏痕，阳光透过破洞洒下来，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斑，照亮了空气中浮动的尘埃。
屋里堆满了半旧的修复工具，竹制的绣绷歪斜地靠在墙角，铜制的锔瓷钉装在木盒里，排列得整整齐齐，却蒙了一层薄灰。
林砚的目光扫过房间，最终落在屋角那个盖着蓝布的竹筐上——那是她接下来一年要守护的“遗产”，也是她摆脱博物馆边缘困境的唯一机会。
她走过去，轻轻掀开蓝布，一双民国时期的绣花鞋静静躺在筐里。
鞋身是深紫色的缎面，因年代久远有些褪色，鞋头绣着一对并蒂莲，莲花的丝线用了渐变的针法，从浅粉到淡红，依旧能看出当年绣娘的巧思。
可鞋头处有一道明显的破洞，缎面裂开，露出里面泛黄的衬布，像是一道愈合不了的伤口。
“这就是第一个委托？”
林砚想起昨天联系她的那位女士——鞋主人的孙女，电话里说奶奶临终前总摸着鞋头叹气，像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。
她蹲下身，指尖轻轻触碰到绣花鞋的缎面，突然一股莫名的心慌涌上心头，手心微微发烫，眼前的景象开始模糊。
没有声音，只有画面在眼前飞速闪过——1946年的码头，海风卷起一位年轻女子的旗袍下摆，她手里紧紧攥着一方绣帕，朝着远处缓缓开动的轮船奔跑。
女子穿着的，正是眼前这双深紫色的绣花鞋。
海浪拍打着码头的石阶，她脚下一绊，鞋头撞在石头上，裂开一道口子，可她顾不上疼痛，依旧朝着轮船的方向呼喊。
轮船越来越远，最终变成海平面上的一个小点，女子站在码头，手里的绣帕被风吹得猎猎作响，眼泪落在绣着并蒂莲的鞋头，晕开一小片水渍。
画面骤然消失，林砚猛地回过神，头晕得厉害，扶着竹筐才勉强站稳。
她低头看向自己的手心，依旧残留着发烫的触感。
这就是姨婆遗嘱里提到的“感知力”？
不是模糊的情绪，而是清晰的画面，像一场无声的电影，将老物件背后的故事摊开在她眼前。
她拿起绣花鞋，仔细检查鞋头的破洞，手指在破洞边缘摸索时，突然触到一个硬物。
她小心地拆开缎面的缝线，里面藏着一方叠得整齐的绣帕——正是画面里女子没能送出去的那方。
绣帕上同样绣着并蒂莲，针脚细密，帕角绣着一个“苏”字。
“苏绣……姨婆也是苏绣非遗传承人。”
林砚心里一动，将绣帕轻轻展开，帕面上还残留着淡淡的樟脑味，像是在时光里沉睡了七十多年。
她知道，要完成鞋主人的遗愿，就必须找到当年那个去了台湾的恋人，或者他的后代，将这方绣帕转交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林砚泡在市档案馆的旧资料室里。
1946年赴台人员的名单杂乱地堆在档案柜里，纸张泛黄发脆，稍一用力就可能撕破。
她戴着白手套，一页一页地翻阅，指尖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上划过，眼睛因为长时间盯着小字而酸涩不己。
档案馆的空调坏了，闷热的空气里弥漫着纸张的霉味，林砚的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后背的衣服也被汗水浸湿，可她不敢停下——这是拾遗斋的第一个委托，也是她证明自己的机会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翻阅到第三十七本档案时，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——“陈景明”。
档案里记载，陈景明1946年从上海赴台，从事纺织行业，妻子早逝，留有一子。
林砚的心猛地一跳，她赶紧记下档案里提到的陈景明后代的联系方式，发现他的孙子陈嘉明现在定居上海，从事非遗文化研究。
林砚立刻联系了陈嘉明，当她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里，将绣花鞋和绣帕放在陈嘉明面前时，陈嘉明的眼睛瞬间红了。
“这是我爷爷当年提到的绣帕……”他拿起绣帕，手指轻轻抚摸着上面的并蒂莲，“爷爷说，1946年离开大陆时，有一位姓苏的绣娘在码头等他，他因为家族生意被迫离开，没能和她告别，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。
他临终前还在说，不知道那位苏绣娘后来怎么样了，有没有收到他托人转寄的照片。”
林砚看着陈嘉明从包里拿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——照片上的年轻男子穿着西装，手里拿着一方绣帕，背景是1946年的码头。
“这是爷爷珍藏了一辈子的照片，他说这是他和苏绣娘唯一的‘合影’。”
当陈嘉明带着绣帕和照片，回到老家与苏绣娘的孙女见面时，两位老人的后代握着彼此的手，眼眶都湿润了。
苏绣娘的孙女看着照片，哽咽着说：“奶奶这辈子都没再嫁，她说等不到那个人，就守着这双鞋过一辈子。
现在好了，奶奶的心愿终于了了。”
林砚站在一旁，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
她低头看向手里的绣花鞋，鞋头的破洞己经被她用苏绣的“打籽绣”技法修复好，新的丝线根据旧缎面的褪色程度做了人工做旧，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修复的痕迹。
而原本有些暗淡的丝线，在完成遗憾的那一刻，似乎变得更加鲜亮，像是被时光重新赋予了生命力。
回到拾遗斋，林砚将这次修复的过程和时空碎片的画面，一一记录在姨婆留下的“拾遗手札”上。
当她写完最后一个字时，手札上突然自动浮现出一行小字：“多谢你，让我的针脚有了归宿。”
林砚看着这行字，嘴角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她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，胡同里的阳光洒进来，落在绣花鞋上，鞋头的并蒂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这时，她的手机响了，是本地生活号的记者打来的，说看到了陈嘉明发布的故事，想采访她和拾遗斋。
挂了电话，林砚看着屋里的修复工具，心里不再迷茫。
她知道，拾遗斋不仅是一间修复工作室，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，而她，将成为这座桥梁的守护者，用非遗技艺，为更多老物件续写时光的故事。
几天后，本地生活号的报道发布，标题是《老胡同里的拾遗斋：修复的是旧物，延续的是深情》。
报道里配着绣花鞋和绣帕的照片，还有林砚在工作室里修复物件的侧影。
文章发布后，拾遗斋的电话响个不停，第二个委托——来自一位老工人儿子的1953年搪瓷缸，也随之而来。
林砚看着桌上的搪瓷缸，缸身上“1953年劳动模范”的字样虽然有些磨损，却依旧清晰。
缸沿那道半指宽的裂痕像一道沟壑，让她想起老工人儿子电话里的话：“我爸当年气得摔了缸，后来每次擦它都要对着裂痕发呆，好像有话没说出口。”
她指尖刚碰到冰凉的搪瓷表面，手心就传来熟悉的发烫感——时空碎片的预兆又出现了。
可这次，她没急着触碰裂痕，而是转身从工具箱里翻出姨婆留下的《搪烧补釉笔记》。
笔记里夹着一张泛黄的便签，是姨婆娟秀的字迹：“搪烧火候如掌温，差一分则釉色不均，多一秒则瓷胎开裂。”
林砚对着笔记，在院子里支起临时的小炭炉，摆上从五金店买来的搪瓷补片和釉料。
她按照笔记里的步骤，先将搪瓷缸的裂痕边缘打磨平整，可握着砂纸的手总控制不住地抖，磨了三次才让边缘变得光滑。
接着调釉料，姨婆写“釉与水比例需如米汤稠度”，她加了三次水，不是太稀流成水痕，就是太稠粘在缸壁上结块，最后倒掉了小半罐釉料，才调出勉强合格的稠度。
最难得是搪烧环节。
炭炉的火苗忽大忽小，林砚蹲在炉边，手里拿着长柄夹子夹住搪瓷缸，让裂痕对准火苗。
笔记里说“需恒温烧制一刻钟”，可她刚烤了五分钟，就听见“咔”的一声轻响——缸壁靠近裂痕的地方，竟新裂了一道细纹。
她慌忙移开搪瓷缸，看着新添的裂痕，鼻尖一酸。
原来在博物馆只做过字画装裱的她，面对这些需要“手上功夫”的技艺，竟这么笨拙。
她没放弃，又从杂物间翻出一个废弃的旧搪瓷碗练手。
这次她不敢凭感觉控火，特意找邻居借了个温度计，绑在炭炉边监测温度。
火苗烤得她脸颊发烫，额头上的汗滴落在炉灰里，瞬间冒起一小缕白烟。
她盯着温度计，每升高五度就调整一次炭块的位置，手臂举得发酸，眼睛也不敢眨一下。
可当她将调好的釉料涂在碗的缺口上，送入炉中烧制时，还是因为手一抖，让釉料流到了碗底，烧出一块难看的焦斑。
“第三次了……”林砚看着满桌的失败品，旧搪瓷碗的缺口处沾着焦黑的釉料，像块补丁一样刺眼。
她坐在院子里的石阶上，晚风带着胡同里的槐花香吹过来，却没让她心里的焦躁散去。
这时，她瞥见工具箱里姨婆留下的那把搪烧专用钳，钳柄上有一层厚厚的包浆，是常年使用留下的痕迹。
她拿起钳子，指尖摩挲着包浆，突然想起姨婆笔记里的最后一句话：“技艺无捷径，针脚要一针针绣，火候要一秒秒守。”
林砚深吸一口气，重新站起身，把炭炉里的灰烬清理干净，换上新的炭块。
这次她没再急着调釉料，而是先坐在炉边，盯着火苗看了半小时，感受不同炭量下火苗的变化。
首到天色擦黑，胡同里亮起路灯，她才重新拿起那个旧搪瓷碗，一点点打磨缺口，一次次调试釉料，炭炉的火苗在暮色里明明灭灭，映着她专注的侧脸。
当她终于在第七次尝试时，烧出一块颜色均匀、几乎看不出修补痕迹的釉面时，天边己经泛起了鱼肚白。
她捧着修好的旧搪瓷碗，指尖轻轻拂过光滑的釉面，心里涌起一股踏实的喜悦。
原来所谓的“会”，从来不是天生就会，而是在一次次手抖、一次次失败里，慢慢摸清火候的脾气，握住工具的力道。
她转身看向桌上的1953年搪瓷缸，缸沿的裂痕在晨光里清晰可见，可这次，林砚的眼神里没有了最初的忐忑，只有笃定——她知道，只要守得住火候，就能让这道裂痕重新变得完整，也能帮那位老工人，说出藏在裂痕里的遗憾。
手心的发烫感再次传来，比之前更强烈些。
林砚深吸一口气，指尖轻轻触上搪瓷缸的裂痕——新的时空碎片，终于在她的期待中，缓缓展开。
最新评论